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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家名言

  凡是翻译,必须兼顾着两面,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,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……

—— 鲁迅 (《中国译学理论史稿》,2000)



  鲁迅(1881年9月25日-1936年10月19日),原名周樟寿,后改名周树人,“鲁迅”是他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所用的笔名,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,浙江绍兴人。中国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,五四新学问运动的重要参与者,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。毛爷爷曾评价:“鲁迅的方向,就是中华民族新学问的方向。”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学问发展具有重大影响,蜚声世界文坛,被誉为“二十世纪东亚学问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”。
  1927年以后,鲁迅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,并被公认为左翼文坛的盟主。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,他又对翻译问题作了一系列非常精湛的论述,在当时整个翻译界影响极大,并在中国译学理论史上建立了丰碑。
 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清末民初,就已比较明确地提出“直译”的观点。他的“直译”实际就是“正译”,它的对立面是“歪译”,而不仅仅是相对于“意译”而言的。换而言之,从浅处说,“直译”是与“意译”相对的一种译法;从深处说,“直译”是包括正确的“意译”在内的“正译”。他主张“直译”,但并不赞成蹇涩和拘泥;而对经过“潜心研究”的“意译”,他是求之不得的。
  1931年12月28日,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认为,在供给常识分子看的译著中,应主张“宁信而不顺”的译法。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“不顺”,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办法,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,为的是“输入新的表现法”和改进中文的文法、句法。他指出:

  一方面尽量的输入,一方面尽量的消化,吸取,可用的传下去了,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。……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,其中的一部分, 将以“不顺”而成为“顺”,有一部分,则因为到底“不顺”而被淘汰,被踢开。这最要紧的是大家自己的批判。

  关于在翻译中既必须力求易解,又必须保存原姿,在语言上不必完全“归化”的主张,鲁迅在1935年6月10日写的《“题未定”草•二》(载7月1日《文学》月刊第5卷第1期)中,还作有精彩的论述:

  还是翻译《死魂灵》的事情。……动笔之前,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:竭力使它归化,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?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,是主张用前一法的。……所以他的译文,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,很近于说明。我的意见却两样的。只求易懂,不如创作,或者改作,将事改为中国事,人也化为中国人。如果还是翻译,那么,首先的目的,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,不但移情,也要益智,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,有这等事,和旅行外国,是很相像的:它必须有异国情调,就是所谓洋气。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,倘有,就是貌合神离,从严辨别起来,它算不得翻译。凡是翻译,必须兼顾着两面,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,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,但这保存,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:看不惯了。不过它原是洋鬼子,当然谁也看不惯,为比较的顺眼起见,只能改换他的衣裳,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,剜掉他的眼睛。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,所以有的地方,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。只是文句的组织,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,就随随便便,……


  鲁迅关于翻译的“欧化”、“洋气”问题的主张,看来有两方面的考虑。一是为了“益智”,与旅行外国相似,必须有“异国情调”;二是为了“输入新的表现法”,以改进中文的文法。这后一方面,是从属于他的整个改造中国语言的博大思想的;换言之,鲁迅正是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,来论述他的“直译”、“硬译”主张的。而大家也必须联系他的这一博大的总体思想,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有关译论的正确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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